与道家、佛教都有交涉的戴颙曾注《礼注中庸篇》，佛教徒梁武帝则有《中庸讲疏》。
孔颖达解释道：周公乃告二公曰：‘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，则我无以成就周道，告我先王。徐中舒《甲骨文字典》认为，帝字象架木或束木燔以祭天之形，为禘之初文，后由祭天引申为天帝之帝及商王称号。
综上所述，周公的两个世界、即神圣超越世界与世俗权力世界之间的关系，可以图示如下： 至上神 ↑ 祖先神 ↗↖ 祭祀 龟卜 ↖↗ 世俗权力 这就是说，世俗权力凭借祭祀与龟卜的手段，请托自己的祖先神，而最终影响乃至操控至上神的意志。至于当时龟卜的具体方法，则如司马迁所说：三王不同龟，四夷各异卜。但应当注意的是：如今人们都知道孔子的轴心突破乃在于以仁释礼，然而这是不够的，似乎孔子所论之礼与周公所制之礼是一回事，故有所谓周孔之道的传统说法。《尚书·商书·西伯戡黎》记载了殷纣王与祖伊的一番对话： 西伯既戡黎，祖伊恐，奔告于王，曰：天子，天既讫我殷命，格人元龟，罔敢知吉。这种政治现实的背景就是在周公之礼的宗法秩序下，世俗权力垄断了神圣话语权，神圣超越者丧失了对于世俗权力的规训制约作用。
[42]司马迁：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。《今文尚书》的周公书[20]中，神字出现了3次，鬼字出现了2次，但都不是单用，而是词组：除《金滕》2次提到鬼神外，《多方》1次提到神天： 惟我周王，灵承于旅，克堪用德，惟典神天。⑤钱穆：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》(三)，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20册，台北：联经出版公司，1994年，第103-136页。
一支一节的，过了时，就不中用，所以存灭的数不同。相反，宋初智圆、契嵩等佛徒之所以会大力提倡《中庸》，反而完全可以用这两个原因来解释。萧衍即位后，对陶弘景更是恩礼愈笃，书问不绝，冠盖相望，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，无不前以谘询。回流说与回应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二者对《中庸》心性之学之源始有不同的判断。
(77)有些书多讲人生社会方面的原理，这可称为原理体裁。(23)杜佑撰，王文锦等点校：《通典》卷五三《大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8年，第1464页。
大同六年(540)，朝臣朱异、贺琛还递日述高祖《礼记中庸义》，想必此书是梁武帝相当得意之作。唐高宗调露二年(680)以后，明经与进士都要加试帖经。从这样一个历史顺序来看，确实是佛道两家提倡《中庸》在先，儒家重视《中庸》在后。《礼记》得到郑玄作注进而自立门户，这是《中庸》身价抬高的一大关键。
(73)王应麟：《玉海》卷三四《天圣赐中庸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943册，第78页。由此足见，无论是在思想学术方面，还是政治实践方面，儒学在梁武帝的生命中都占有很大的份量。但这种批判始终未成普遍风气，唐室原则上始终以官定教本为举国贡举之依据(29)。《五经正义》之五经依次为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，于《三礼》独收《礼记》，这是第一次以朝廷的名义正式将其升格为经，且拔之于《仪礼》《周礼》二经之上。
原理体裁的书因惬于人心而流传久远，而技术体裁的书则往往因技术过时而不为后人所关注。此在《中庸》第二十章。
孝义连方册，仁恕满丹青。因为《礼记》共有四十九篇，为何偏偏是《中庸》能够抓住契机，终获殊荣呢?根据余英时的回流说，北宋初期至中期，在沙门士大夫化的儒释互动过程中，《中庸》先是被佛门高僧研读，然后再从释家回流而重入儒门，并为儒者所重视。
《中庸》的经书地位也在这一诠释系统中得到确立。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当属韩愈的弟子兼侄婿李翱。上圣述诚以启明，其次自明以得诚，苟非将圣，未有不由明而致诚者。《中庸》曰：自诚明，谓之性。钱穆也曾先后撰写两篇专文《读智圆闲居编》(1947)及《读契嵩镡津集》(1977)，分别讨论了智圆与契嵩对《中庸》的孤明先发⑤。这是《礼记》在经学史上第一次越位于《仪礼》。
注释： ①在中国经学史上，宋代以后出现了以《四书》取代《五经》之势。(52)涂耀威、周国林：《韩愈与〈大学〉及其相关问题考述》，周少川主编：《历史文献研究》总第二十八辑，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25页。
(50)龚鹏程：《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》，《湖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06年第1期。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，几可谓为以佛化治国(39)。
韩愈还将这两种人与《中庸》第二十、二十一章的内容进行对应比照：无过之圣人是不勉而中、不思而得之自诚明者，不贰过之贤者是择善固执之自明诚者。(11)左丘明传，杜预注，孔颖达正义，浦卫忠等整理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卷二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37页。
对今传《礼记》贡献最大的当属郑玄。升经之说最初是用于《孟子》的升格运动。……兼笃信正法，尤长释典，制《涅槃》《大品》《净名》《三慧》诸经义记，复数百卷。这篇《中庸》随着今传《礼记》被保存下来，而《中庸说》二篇则因为没有被合入《礼记》而逸失不传，到郑玄那个时代就已经见不到了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随之显耀于士人眼中。(69)潘桂明、吴忠伟：《中国天台宗通史》，第310页。
(29)高明士：《隋唐贡举制度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284-311页。后世对戴氏父子的佛像雕刻技艺更是赞叹有加：二戴像制，历代独步。
处定、哀之时，亦尝问政。所谓过者，非谓发于行，彰于言，人皆谓之过，而后为过也。
The Return from Buddhism and Daoism,or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Studies of Confucian Classics——on the Promotion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作者简介：杨少涵，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(山东日照 276826)。(45)关于梁武帝以儒治国以及梁代儒学发展的详细情况，可参考杨恩玉：《治世盛衰：元嘉之治与梁武帝之治初探》第六章第五节、第八章第一节，济南：齐鲁书社，2009年，第179-186、230-234页。戴家是隐逸世家，戴颙父兄并隐遁有高名，戴颙还名列《宋书?隐逸传》第一人。现存《仪礼》十七篇，其中十二篇的末尾都附有记文(19)，这些记文应该与这一百三十一篇属于同一性质的作品。
自明诚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，不勉则不中，不思则不得，不贰过者也。参见沈文倬：《略论礼典的实行和〈仪礼〉书本的撰作》(下)，《文史》第十六辑，第6页。
他还斩钉截铁地说：好禅学者，必尚《中庸》。(59)程颐：《河南程氏文集》卷八《颜子所好何学论》，程颢、程颐著，王孝鱼点校：《二程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4年，第577-588页。
2003年，余先生大作《朱熹的历史世界——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》问世。《梁书》卷三本纪第三《武帝下》曰： 少而笃学，洞达儒玄。
